美国的得克萨斯州东南的休斯敦,不仅由于姚明和休斯敦火箭队的原因在中国家喻户晓,它也是全球著名的石油和化工行业的中心。全球所有的大型石油公司、石油服务公司和化工公司的总部——比如埃克森·美孚、康菲、哈里伯顿等等,几乎都设在了休斯敦。而位于休斯敦莱丝大学(Rice University)的詹姆斯·贝克三世公共政策研究所(下称“贝克研究所”),由于处在石油行业最核心最前沿的优势,逐渐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石油政策研究的重镇。
在最近页岩气革命的浪潮中,最先引领页岩气行业相关研究的便是贝克研究所。它发布了一系列颇具前瞻性的报告,准确地预见了美国页岩气热潮的涌现对全球天然气甚至石油市场的变革性的影响。而在页岩(油)气已经成为当下油气行业的最大热门之时,页岩气(包括相关的页岩油)将给全球油气市场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带着相关问题采访了贝克研究所能源项目负责人肯尼斯·梅德洛克(Kenneth Medlock Ⅲ)。
亚洲天然气定价权之争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日本打算在东京建立天然气枢纽和期货交易所,希望继续引领亚洲天然气定价,而中国和韩国则希望在上海建立天然气枢纽,你认为两个枢纽孰优孰劣?
肯尼斯·梅德洛克:显然,亚洲并不是只能有一个枢纽价格,在技术上两个甚至多个枢纽同时运营没有问题。比如在美国就有超过20个天然气枢纽。问题的核心在于价格发现,这是一个枢纽所必须具备的功能。一旦价格发现功能实现,公司就可以方便地根据价格的不同来规划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对亚洲未来而言,一个比较可能的结果是东京建立一个枢纽价格,上海也建立一个枢纽价格,但这两个价格一定会非常接近,如果不是,比如上海价格高于东京价格,那么这就告诉投资者一个投资上海基础设施的机会,进而就引导了资金的流动和套利。
在东京建立天然气枢纽的优势在于日本本来就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LNG)进口国,进口量比后几名的总和还要多,而且日本的金融市场比较发达。但是日本的LNG进口价格也是最高的,其建立枢纽的问题就在于是否有其他买家愿意去东家买昂贵的LNG。
而在上海建立枢纽的优势在于,上海有着多元化的天然气进口来源。上海有西气东输的天然气,有来自东海的天然气,有国外的LNG,易于形成气—气竞争。另外,如果上海周边可以找到合适的地下储气设施,那么作为枢纽的物理基础就比较有优势了。不过上海的问题在于一个枢纽的配套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中国的天然气定价机制也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日报:现在美国政府批准了多个美国出口LNG到亚洲的项目,这将对未来亚洲天然气价格有何种影响?
梅德洛克:亚洲价格高是典型的盆地溢价,全球不同盆地的价格是不同的。举个例子,美国的冬天有时非常冷,在波士顿和纽约等西北地区,因为取暖需要庞大,管道运能不够,无法满足需求,管道天然气运到这个地区的量就会变得有限。平常在波士顿的天然气价格可能只有6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亨利枢纽(美国主要天然气基准价格)的价格可能只有4.5美元,但此时波士顿的LNG价格可以达到17.5美元,不过这不会持续很久,可能就几天之内是这个价格。
而在亚洲,LNG价格全年一般在10美元以上。但是福岛核电站事故爆发,日本关闭了所有的核电站转向燃气发电,开始从市场进口大量的LNG,但是市场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满足日本的需求,因为没有人会预料到核事故发生,这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需求冲击,而LNG的运输能力也出现瓶颈,日本的LNG到岸价格开始飙升,也带动了亚洲整体LNG的价格上涨,这是亚洲LNG市场价格的现状。
至于美国出口LNG是否会影响到亚洲的价格,我们需要从一些长期的因素来看。首先,日本的核能力是否会得到恢复?如果日本恢复核电,那么就会减轻价格的压力,现货价格会恢复到10~11美元区间,而石油指数的长期协议价格是15美元。如果现货和长协价格价差持续时间长了,那么对长协价格就会出现压力。这就意味着价格信号会使得美国出口LNG到日本。根据成本累加合同,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出口的LNG就会进入日本。如果此时亨利枢纽的价格是4美元、液化成本3美元,离岸成本就是7美元,海运成本2.5美元到亚洲,亚洲到岸价格就是9.5美元,而再气化的成本是0.5~0.6美元,所以美国出口到亚洲的LNG就是10美元(以上价格均是美元/百万英热单位)。
而在日本和韩国的LNG进口合同中,都存在价格开放条款。比如在东京电力公司的LNG合同,它从澳大利亚进口LNG,这个价格和印尼、马来西亚甚至和韩国的价格形成联动(一个价格指数),如果上述三国其中一国的LNG价格出现了下降,导致指数下降,就触发了双方就价格重新谈判的条件。一般来说,长期协议合同的期限都很长,5~7年间隔就会出现一个重新谈判的窗口,很多与澳大利亚签订的合同都会出现2~3次的重新谈判窗口。
如果从美国出口的LNG到达韩国,由于混合了廉价的天然气,韩国的平均LNG价格开始下跌。所以即便日本没有进口美国的LNG,也会触发日本从澳大利亚进口LNG价格的下跌,这就像一个链式反应,所有亚洲LNG的价格都会因为一个点的下跌而被触发整体下跌。
日报:未来亚洲最大的LNG进口来源地是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的LNG成本很高,那么澳大利亚未来的LNG出口前景又是怎样的?
梅德洛克:投资者们去澳大利亚一是因为那里有大量的资源,另外政府对于投资比较友善,也是一个安全的投资地,但澳大利亚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目前澳大利亚LNG出口价格和石油挂钩,保持在15美元左右。不过一旦出口设施建立,澳大利亚人不得不出口天然气,因为这些出口设施是沉没成本,他们不可能关闭这些设施,如果价格下跌,他们只是不能获得他们想要的回报了,成本高昂的项目投资就会放缓,进而导致价格下降,这是一个非常动态的情境。
澳大利亚北部的一些设施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成本沉没的时间太久了,所以这些生产者不在乎价格是15美元还是10美元,他们的资本已经赚回来了。卡塔尔也不会在乎,他们在乎的是回报多少,但不在乎运营资本,因为卡塔尔的天然气原料几乎就是免费的,液化后的成本也就是1美元。尽管他们会为运输付费,但这完全是市场化的,如果LNG价格是15美元,他们就赚15美元,如果是10美元,他们就赚10美元,他们会一直做得很好。澳大利亚的成本将面临风险,澳大利亚现在有很多项目在建设,这些项目一旦投产,他们可能无法挣他们原来希望的那么多钱,项目经理们预计按照油价LNG的价格在15~16美元,他们的资本盈利水平在15%,如果价格出现下降,这些计算就都错了,他们最后可能只能挣3%~4%。但这样就不会再有新的项目被提议建设,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项目在建了,比如哥特刚项目(Gotgon)近年已经基本建设完成,未来只能继续出口LNG。因为一旦开始钻井及建设液化设施、储气罐、管道等就没有办法停下来了。
价格市场化的美欧经验
日报:除了上海,中国是否可以建设多个价格枢纽?
梅德洛克:由于管道的成本随着距离激增,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西安、四川盆地周边和塔里木盆地可以各自确定一个定价基点,这样就有了多元化的价格发现点,而在上海建立枢纽的同时,发挥其金融优势建立天然气现货和期货交易所,这样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将更为完善。美国的天然气枢纽价格就是这样出现的,而在有了多元化的价格发现点之后,由于每处枢纽都有管道相连接,所以一处的价格信号就会随着天然气的流动传导到整个管网中,这也会反过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布局。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基础设施建设和定价机制是相辅相成的,共同促进市场发育。
枢纽价格的建立对于中国页岩气开发也将有着很大帮助,如果各地的枢纽价格开始涌现,投资就会根据信号发生,市场就会成长,生产者就会知道如何进入市场,如何建设管道等基础设施等等,对于页岩气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不是地底下的问题,而是地面上的问题。这也是美国页岩气发展如此迅速的原因。由于有了自由的市场机制,我们才能看到页岩气在美国市场首先迸发。
完全依照政府管制和定价,天然气市场是发展不起来的,如果价格是根据供需波动,生产者就会根据价格进行生产或者停产。如果是政府制定价格,那么生产者将无所适从。从世界上看,那些不采用市场机制的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国家无一成功,例如阿根廷,其国内天然气市场完全是一个灾难。阿根廷页岩气储量丰富,但现在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采都成了问题,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都是问题,这些国家的天然气资源都很丰富,但是都没有成功地建立天然气市场,这就是问题所在。当然,政府控制价格肯定在其中有着特殊的利益。
日报:从地理面积上看,中国和欧洲差不多,而欧洲也正在将天然气价格和市场价格接轨,那么中国应该向欧洲市场学习吗?
梅德洛克: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实话实说,中国幅员辽阔,有着多元化的天然气供给源,尤其是北部有俄罗斯,同时,中国和美国的地理面积相当,而且美国北部有着加拿大,加拿大和俄罗斯都是能源资源大国。这样来看,中国最像美国而非欧洲。
在天然气从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1970年代之前,美国和加拿大的天然气管道都是由生产商和消费公司通过双边协议建立的,这种情况和现在的中国以及之前的欧洲都是一样的,也可以说美国之前的天然气市场也是被管制的。但是美国现在的天然气管道建设需要FRAC的许可,而许可中一个重要的条款就是“不绑定”条款,比如说金德·摩根公司(Kinder Morgan)可以建设管道,但其不能控制管道的运能,管道运能的协议由其他公司所拥有。所以可以有15个其他公司来分割管道的运能,如果这些公司没有在指定日期将天然气出售给二级市场,这个市场有其他的经营者和消费者也可以获得这部分运能,他们将支付天然气从A点到B点的费用。
美国的去管制化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而亨利枢纽发挥作用也是1999年的事情,所以美国的天然气市场化也只有20年的历史。而当允许这个过程开始实现,就无法走回头路了。天然气消费者是位于管道沿线的,所以当这些运能被投向市场,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价格发现点。因此当你有了价格发现点,市场开始出现,投资价格信号就会传导。原来美国只有几条非常长的干线管道,而现在有很多公司投资修建大量的支线管道,形成了像蜘蛛网一样的巨大管网,现在管网的密度非常之大,这就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一旦开始改变,价格体系放开,那么美国的例子已经很明显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美国出现了页岩气革命。如果我们依然在上世纪70年代,页岩气革命不可能发生。
日报:中国的管道去垄断化困难重重。美国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梅德洛克:美国的天然气管道曾经也是被垄断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80%的跨州管道是由一家公司控制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不绑定合同的推行,更多的建设投资给予价格信号,很多公司开始介入管道建设市场。
当你在美国建设管道,需要美国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的批准,FERC将会保证一个公司管道运输费率,这是合同能力的部分。这个费率将给管道公司以12%的收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所以我们把管道叫做“现金牛”(cash cow),因为你一旦建好,就可以坐享其成,源源不断地挣钱了。因此管道公司的生意非常好,有着非常稳定的收益。所有管道的运能授权合同在市场上出售,而拥有管道的公司并不能参与,因为它总能拿到12%的收益,所以它并不太关心天然气价格。
但是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由于中国必须要穿山,这就使得中国的管道建设成本很高。美国的管道并不需要跨越落基山脉,而在中国需要从一个多山的地区(中亚和四川)将天然气输送到东部,这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在美国,这样的管道可能永远不会建立。尽管西气东输管道从长期来看应该修建,但我认为西气东输管道可能建设得太快了,可能需求信号在这,但如果没有价格你怎么知道需求呢?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判断吗?现在是政府命令修建,中石油修建这样的管道会亏损很多。如果政府控制管道系统,那么相应的盈利和亏损也是政府自己的事。
另外,我认为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有条管道叫做联盟管道(Alliance Pipeline),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到芝加哥,这个管道距离和俄罗斯到中国的管道没有什么区别。差别在于费率,这也是20多年来中国要和俄罗斯一直没法修建的原因。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管道并不是基于政府的承诺建立的,而是服务商之间基于价格信号建立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天然气价格低,而芝加哥的价格高,因此建造管道有利可图。有另一个管道——北方边境(North Border)管线,这条管线的长度更长,因为其不是直线的,而是走之字形,因为要通过市场和产区,同样是根据市场建立的。因此市场会允许长距离的管道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必须有正确的价格信号。
页岩气革了中东的命?
日报:美国页岩气革命会对中东油气出口国有何影响?
梅德洛克:首先,美国页岩气还在增加,我们将在今后继续看到这种情况,而且美国的页岩气资源量是非常真实的,我们有足够多的钻井数据支持我们的结论,所以美国页岩气产量不是一个问题。
而在中东地区,对于美国页岩气成功的反应则是混合的。像卡塔尔这样的国家会很关心,因为该国的大投资者正在考虑回归美国做LNG出口,比如埃克森·美孚。他们关心美国的LNG出口到亚洲,不过现在这些国家也在投资美国的页岩气资产,所以他们丢失一些市场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投资战略来弥补。
对于沙特而言,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天然气对石油的取代,而沙特现在的风险是用水力压裂和水平井来生产石油,美国生产很多轻油,沙特生产的是重油,所以美国对沙特的需求还是存在的。但美国总体石油进口不再那么多,尤其是从非洲的进口,这使得石油出口的方向发生改变。
对于伊朗而言,这就是个悲剧了。伊朗目前受到制裁,国际市场减少了对该国石油的需求。
伊拉克的石油产量在不断恢复,天然气也可能向欧洲出口,不过欧洲的市场正在萎缩。所以,近期伊拉克的天然气大部分会被国内消化。而且伊拉克非常需要天然气,需要用天然气来电力、需要回注油田,出口天然气可能是未来的事情了。
阿曼和也门是向亚洲出口,量比较小,多是沉没成本,所以没什么问题。
对于阿联酋而言有些问题,由于阿联酋需要进口天然气,所以投资会减少。但美国可以帮助阿联酋,因为其进口天然气。所以中东的问题是混合的,取决于谈论哪个国家。
日报:油气地缘版图的改变会改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吗?在新的能源格局下,中美两国应如何相处?
梅德洛克:两国目前有着共同的利益,两国都在进口油气,都希望中东稳定,如果两国对立,那么就像在小船上打架一样,双方的利益都受损,你们管这叫做“不折腾”。中美应该创造更多的合作,而非制造冲突。但如果历史是一个指导的话,那就不好说了,两个大国必然会发生些冲突的。
美国不会从中东撤军,美国还会保证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保护航路安全,因为除了中国,还有美国的盟国需要这些航路的安全,比如日本,因此美国有更大的利益在这个地区。南海是另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对此有领土声明,而周边国家也有,这就是一个潜在的冲突点,美国也不会轻易从这个地方撤出军事力量,中国应该扮演更多的战略角色,但美国不会就此放弃在这些地区的存在。(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