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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
在2014年1月，国家能源局还是宣布了到2020年煤制气产量目标为500亿立方米/年的规划，而环保护部副部长也公开支持煤制气扩大开发生产。即使有中国首家煤制气示范工厂这个前车之鉴，许多中国官员却还都认为煤制气技术已经成熟，可以大范围铺开。
2013年，中国放弃了之前的谨慎政策，开始大规模部署煤制合成天然气项目(煤制气项目)。煤制合成天然气是碳密集型工艺，且需要大量用水。2013年的政策变化是因为急于应对雾霾危机与煤炭产业的衰退，而在节能减排与节约用水道路上退了一大步。
中国政府的这个新政策恰在中国第一座煤制气示范工厂投入商业化运作之前出台。而自从中国煤制气工厂开工以来，许多问题也接踵而来。本文中，笔者主要探讨示范项目的性质，并说明如果缺乏全面透明的评估，匆促上马煤制气项目的危险性。
1.中国政府大力提倡煤制气开发
从2013年起，中国政府就一直在推行煤制合成天然气的大规模开发，煤制合成天然气就是用煤炭和水合成甲烷的一种工艺。煤气转化技术流程需要耗费大量的煤炭与水资源。如果中国急于大幅增加煤制气产能，则可能陷入一条碳密集型的发展道路，加剧水资源污染与短缺，让能源行业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中国第一座煤制气示范工程最近刚启动运行。中国是否会科学透明地对示范工厂加以评估，是否视示范工厂为试验手段而非宣传工具都将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国政府在2013年出台新政策推广煤制气主要还是迫于各种危机的压力，没有经过深思熟虑。2013年以前，中国政府对煤制气开发还一直持限制态度并叫停了除4个示范项目之外的所有开发项目。
然而，到了2013年3月，在第一座煤制气示范工厂商业化运行之前的数月，中国政府突然一改以往的谨慎与限制性政策，转而大力提倡煤制气开发。政策变化的背后可能有几个因素，包括雾霾问题恶化以及煤矿产业萧条。中国东部城市的雾霾危机导致社会不满，在舆论压力下，雾霾城市纷纷计划用天然气取代煤炭。西部城市煤气转化项目一方面可以满足东部城市的用能需求，一方面也能缓解雾霾问题。同时，中国的煤矿产业正处于衰退期，希望找到新市场来拉动煤炭需求，而煤制合成天然气开发正符合要求。
雾霾危机、煤炭产业萧条都是局部性的、临时的。而中国煤制气基础设施的建设却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气候变化有着长期的影响。为了应对局部性的临时问题，不全面评估示范结果，就对煤制气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实在不科学。
2.示范：试验抑或宣传?
2009年，中国政府审批通过了中国第一个煤制气示范项目——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大唐煤制气项目。项目于2009年8月开工建设。根据原计划，赤峰大唐煤制气工厂应于2012年6月投产。但由于意料之外的延误，该煤制气示范工厂直到2013年12月18日才正式投产。
2014年1月13日，大唐示范工厂发生了一起工业事故，造成2死4伤。2014年1月底，该工厂又因气化炉严重腐蚀而停产检修2个月。此外，工厂还在处理废水方面碰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需要额外投资解决。一期项目累计投资额比原先的估算高出数倍。经济表现这么差，大唐最终决定撤资。
虽然问题层出不穷，但在2014年1月，国家能源局还是宣布了到2020年煤制气产量目标为500亿立方米/年的规划，而环保护部副部长也公开支持煤制气扩大开发生产。即使有中国首家煤制气示范工厂这个前车之鉴，许多中国官员却还都认为煤制气技术已经成熟，可以大范围铺开。对于一项复杂的技术系统的商业化运作，一般都要不断地从实践中学习，一步一步地改良。即便有一两个工厂成功运行，也未必足以证明技术已经成熟，更不用说运行失败了。
技术示范项目有时可能被政治扭曲，在项目评估时，忽视技术性能，中国煤制气示范项目正是例证。
从技术角度而言，示范或试点项目的目的是测试创新成果及取得关于技术的信息。但是，从政治角度而言，示范项目往往被滥用成用来说服他人利用某项技术的宣传工具。在某些情况下，示范项目会成为寻求大规模政府补贴者与反对补贴者之间的一场政治妥协。
滥用示范项目肯定不是中国一国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打造了希平港(Shippingport)核电示范项目。在政府予以补贴的情况下，希平港核电厂发电成本仍是其他电力来源的10倍多。但美国政策制定者还是欢欣鼓舞地宣传希平港发电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片喜气洋洋之下，忘乎所以的美国电厂纷纷大规模部署核电开发，到了80年代，最终导致许多电厂陷入财务困境与破产境地。
3.政治驱动下的突击发展风险巨大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开展了多个煤制气与其他煤制合成燃料示范项目。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示范项目无一不出现成本持续增长的情况。在最初评估、 初步设计、预算、最终设计、实际施工与附加物改造过程中，大多数项目的成本都会增加2-4倍。实际上，在评估尚未商业化的技术时，规划初期经常都会低估成本。美国大多数拟开发的煤制气项目最终都被取消了。唯一建好的煤制气厂在投产不到两年内也宣告破产。
对不熟悉的复杂工程项目进行成本估算从来都不是精确的科学，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没有一个规划者可以预见所有情形，像是因技术或官僚问题而造成的延误、操作方面的技术难题、工人安全方面的危险及环境影响等，而这所有的情形都对成本有重大影响。由于许多不确定因素是体制性的或具有地方独特性的，一国技术商业化的经验并不总是能成功复制到他国。只根据初步成本评估就做出重大的投资决定，想法太天真，风险极大。
多个初步评估表明，在中国，煤制气比进口天然气的竞争优势很有限。在几个工厂成功商业化生产煤制气之前，很难确定这些初步评估是否现实。示范项目可以测试煤制气技术在中国商业与体制环境下是否具备商业化生产条件。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能对政策制定者与煤制气的潜在投资者提供有用的参考。对于一个像煤制气这样成本高、对环境影响大的技术而言，中国政府应该恢复之前的谨慎态度，将示范项目视作试验手段而非宣传样板。
能源基础设施开发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新技术商业化也往往要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学习。政治驱动下的匆促发展往往只能适得其反。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加利福尼亚风电狂潮就是个好例子。在加州政府的鼓励下，风能先驱者们投资了许多风电机制造公司，造了数千个风电机。虽然有了生产数千个风电机的经验，风电技术在当时还是不成熟。加州风电机制造商最后无一不破产收场。直到几十年的发展之后，风电才开始有竞争力。
加州风电与中国煤制气之间最重要、也最危险的差别就是环境影响。虽然80年代加州的风电狂潮变成了商业灾难，但对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持续的煤制气狂潮则会对经济与环境造成双重打击。虽说企业家们敢于冒险的精神可嘉，但公众不应该为他们造成的环境影响而埋单。
4.公开透明与深思熟虑是理性决策的关键
目前，有关中国煤制气示范项目的公开信息还很少。但在政府的鼓励下，许多中国企业还没有机会借鉴示范项目的经验，就开始一哄而上地搞煤制气厂建设了。
为了提供有用的科学信息，示范项目应该合理记录经验教训并公开信息。信息内容至少应包括设计、施工、操作与维护(含维修)工厂各阶段实际发生的各项费用，消耗的资源(水、煤等)，煤制气产量，操作可靠性，空气污染排放和废水排放，以及煤制气厂周围环境的监测结果。
新技术商业化过程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错。很可能还会出现延误，成本超限，有时还会对人类健康与环境造成影响。示范项目可以在决定是否进一步部署技术之前，对技术的实际成本与影响提供一个评估的机会。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条指导原则。但可惜，2013年倾向煤制气开发的政策变动却违反了这条原则，还没有完成试验就已经下定结论。
科学合理的方法应该是等到4个示范项目完成且成功运作一段时间之后再来全面评估成本、技术性能与环境影响。是否进一步推广煤制气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推广，都应该要以评估结果为依据。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当然有权来权衡煤制气对自己本国的利弊，制定出自己的评估指标。科学评估示范项目可以提供一个机制，保证政府全面合理地考虑长期与近期政策的影响，也会提高政策制定的合法性。透明公开的信息不仅可以提供更好的参考，减少潜在投资者面临的风险，而且还可以推进公众对环境影响监测的参与。为了应付危机而临时出台政策支持煤制气开发会影响中国的环境与经济可持续性。中国应该实行自己宣扬的科学发展观，重新考虑煤制气政策。
(杨启仁，杜克大学博士，国际著名能源与环境政策专家，本文2014年12月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能源政策》，原标题“China's precarious synthetic natural gas demonst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