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要闻
煤化工
以煤制气，一直被视作“富煤”中国破解“少气”窘境的一柄利刃，然而这项史无前例、试图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超级计划正在遭受破坏环境的空前指责。“一场环境灾难”、“最终将使中国走上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2013年9月，这样的指责突然降临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一项庞大规划。
指责声来自于美国杜克大学全球变化中心发表的一篇论文，针对的是中国当下风头正健的煤制天然气（以下简称煤制气）——以煤为原料，采用气化、净化和甲烷化技术制取的合成天然气。
该文援引数据称，中国提交立项申请的煤制气项目年总产能达2000亿m3，“这一数值甚至超过中国总的天然气需求量”。2012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为1471亿m3。“中国现在最明智的就是彻底取消煤制气项目。”该文作者之一，杜克大学全球变化中心研究人员杨启仁说。相较之前国内零星对煤制气的批评，这则来自墙外的质疑声无疑是最为严厉的。
“审批比过去宽松多了”
2000亿m3的数据或与实情有所出入，但迹象显示，中国确实在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煤制气计划。“2013年第三季度，就集中发放了五六个‘路条’。”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石化化工处处长郭琛说。发放“路条”，意味着可以开展前期工作，“还不能说是大干快上，但是总量将来肯定会增加。”
“审批比过去宽松多了。”刚刚过去的9月，中国化工信息咨询中心资深咨询师桑建新就赶赴内蒙古赤峰参加了“2013煤制天然气战略发展高层论坛”，“以前有过很多煤化工行业论坛，但专门探讨煤制气的论坛，这应该是第一次。”
此次论坛传出的消息称，近日获得国家发改委“路条”的项目有七个，以大型央企为主，集中于新疆、内蒙古等地。桑建新的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国家发改委核准的煤制天然气项目已达十个，总产能935亿m3/年，投资金额超过3200亿元。其中，仅最新的“路条”获得者——中石化新疆准东煤制气示范项目一家，其建设规模就达每年300亿m3，相当于2013年北京全市预测年用气量的三倍，亦为我国目前最大的煤制气项目。由中石化、华能新疆等共建，连同配套的中石化“新粤浙”管道一起，估算总投资达1830亿元。
此前，相关方披露，第一个由国家发改委核准的煤制气示范项目将于2013年年底实现对北京供气。该项目由大唐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市燃气集团等共同出资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兴建。与这些已经获得“路条”合法身份的项目相比，徘徊于审批门外甚至已经未批先建的项目数字更为庞大。
能源化工专业咨询机构——亚化咨询2012年度煤化工报告称，仅在新疆，正在建设和规划中的煤制气项目就有近30个，年产能力超过1000亿m3。资料显示，内蒙古呼伦贝尔华能伊敏煤电公司60亿m3/年项目、新汶矿业集团（伊犁）20亿m3/年等项目已在开工建设。
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公开资料进行的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全国拟在建的煤制气项目逾60个，合计年产能逾2600亿m3。而据国家能源局预测，2015年，全国预计天然气消费量为2300亿m3。各地上马煤制气的热情可见一斑。
从收紧到松绑
以煤制气，一直被视作“富煤”的中国破解“少气”窘境的一柄利刃。“十一五”期间，国家发改委共批准了包括大唐克什克腾旗项目在内的四个煤制气示范项目，合计年产能约150亿m3，近乎2012年北京市全年用气量的两倍。
不过，由于争议颇多，各地盲目上马，2010年6月，国家发改委上收煤制气项目审批权，并严令各地地方政府不得擅自核准或备案煤制气项目。2011年3月，再次明确禁止建设年产20亿立方米及以下的煤制气项目。
在中国石油大学中国油气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董秀成看来，彼时的一纸规范，可以避免该产业发展走向无序状态，更可以避免重蹈当年“煤制油”产业发展的老路。
三年前的收紧剑指煤制气的过度和无序发展，三年后的松绑又是为何？亚化咨询总经理夏磊认为，国家层面的原因主要有：实现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提高大城市的天然气利用率，改善空气质量；以投资促发展。
观察中国天然气的产量、消费数据即可发现，目前尚有近四百亿m3的供应缺口，这令煤制气等非传统天然气看到曙光。2012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达到1471亿m3，而产量仅为1077亿m3。
2013年9月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更为煤制气保驾护航：“制定煤制天然气发展规划，在满足最严格的环保要求和保障水资源供应的前提下，加快煤制天然气产业化和规模化步伐。”
在能源化工行业研究者看来，更直接的原因当属煤炭市场疲软的刺激。结束十年黄金期增长的煤炭市场让煤制气的经济性开始凸显，导致“有煤的地方都想转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主任钱平凡回忆，早在煤价萎靡的1999年，新汶矿业等能源企业就曾谋划上马煤制气，后来因为煤价上涨，项目最终搁浅。然而，当下风头正健的煤制气，其前景如何仍存变数。
未算清的环境账
“被大部分人忽视的是，大规模发展煤制气会导致大量的碳排放，消耗大量水资源，破坏当地生态环境，最终使中国走上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杜克大学的文章质疑道。
二氧化碳排放账单惊人。该文立基于九个此前获批项目的合计371亿m3/年煤制气产能，认为在煤制气项目的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是常规天然气的七倍。假如这些煤制气项目开工后实际产能为设计的90%，且连续运营4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210亿吨，而同期使用常规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30亿吨。“中国想要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必将面临巨大挑战。”
耗水账单也不逊色。每生产1000m3煤制气约需消耗6至12吨水，按照设计产能的90%计，这些项目开工后每年耗水将逾两亿吨。
此外，煤制气生产过程还伴随着有毒的硫化氢和汞的排放，如未能进行妥善的净化处理，将对民众造成潜在的健康威胁。“当我看一个煤制气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时，根本看不到类似汞污染这样的内容。”杨启仁说。
长期浸淫煤化工行业的亚化咨询总经理夏磊认为杜克大学的数据并不足信，按照亚化咨询的测算，煤制气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仅为杜克大学提供数据的三分之一。
“我们的文章是建立在中国清华大学的研究数据基础上的。”杜克大学杨启仁说。2013年初，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的研究团队在《能源政策》杂志发表《煤制气：中国能源安全与碳减排的解决之道？》一文，对煤制气的能效和碳排放表达质疑。
龃龉之外，双方同样忧心于煤制气带来的水问题。“煤制天然气的水处理将是一个挑战。”夏磊说。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研究员陈家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成熟的煤制气技术已经有三种：碎煤固定床加压气化、水煤浆气化、粉煤加压气化，国内目前上马的煤制气项目大多采用碎煤固定床加压气化，其优势是生产成本较低，但劣势是大量含酚废水难以处理。
“没批之前很着急，批了之后怎么做也很头疼。”国家水煤浆工程中心工程技术部主任段清兵如是形容煤制气企业的技术选择窘境。
陈家仁称，大唐在建克什克腾和阜新两个煤制气厂时，都只先上了三分之一的负荷，“原因之一就是在等待将来能有更好的工艺更经济地解决酚水处理。”
高耗水是整个煤化工行业最大的隐忧。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新近出版的《噬水之煤：煤电基地开发与水资源研究》报告预测，2015年全国大型煤电基地上下游产业链需水量总计约99.75亿m3，这个数字相当于黄河正常年份可供分配水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煤化工产业需水量占比逾十分之一。
该报告称，“十二五”末耗水量最大的省区是内蒙古、山西和陕西。而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目前拟在建的全国近三成的煤制气项目扎堆于这一区域。
单个煤制气项目真实的耗水账本如何，目前并未见政府及企业主动披露。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石化化工处处长郭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近期，国家发改委拟发文公布煤制气项目的能源利用效率、耗水量等强制性指标。
“中国不要犯美国的错误”
“老是推迟，让人心里没底。”中国化工信息中心资深研究员桑建新说。让桑建新感觉没底的正是第一个获得发改委“路条”的大唐克旗年产40亿m3的煤制气项目。该项目2012年7月即已产出合格天然气，然而一年多过去，迄今未能实现“蒙气”入京。
问题卡在了管网上。桑建新称，大唐克什克腾旗项目的管网一部分是大唐自建，一部分是中石油建，现在是自己的部分建好了，但是中石油的部分还迟迟未能完工。
管网正是制约煤制气经济效益的第一卡。“由于我国的天然气管网都为少数石化巨头垄断，它们如果不愿别的企业进入，就会像过去的电网寡头，通过上网价格来限制。”陈家仁说。短线管网企业可以自建，但长距离管网投资巨大，运输则必须依靠中石油、中石化等，而如若第三方气源难以经济合理通过现有长输管线输送，煤制气的发展将被大大掣肘。
“煤制气的经济性肯定是有的，但现在由于还未见真正的大规模商业化，还只是一些理论值。”桑建新说。
事实上，未来的煤价与气价无不制约着其收益前景。据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煤化工研究分院副院长陈亚飞测算，如煤价为每吨500元，煤制气的原料成本为2.15元；如煤价为每吨200元，煤制气的原料成本则降至0.86元。当煤价固定在每吨300元以下时，煤制气项目应有收益。
“煤制气不算是煤化工新宠，也不算效益最好的煤化工项目。未来经济性的好转，有赖于天然气价格改革，煤制气定价提升。”亚化咨询夏磊说。
杜克大学的批评者们则担心中国煤制气项目会重蹈美国当年覆辙。中国的天然气价格管制目前还未完全放开，市场化定价刚刚启幕，这与1980年代的美国类似。彼时，从市场需求看，似乎有充足的理由对煤制气持乐观态度。然而，市场化定价开启后，大量资金被吸引到天然气勘探和开采技术研发中，天然气骤然充足，投资巨大环境成本高昂的美国大平原煤制气项目宣告破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主任钱平凡即认为，中国的天然气价格是美国的四倍左右，还是政府定价，但是随着美国页岩气出口增加等变量影响，未来全球天然气价格或将重塑。
“中国现在就是在重复美国1980年代所犯的相同错误。”杨启仁说，“不同的是，美国当时只建了一所煤制气工厂，减排压力不大，一个煤制气企业破产并非大事，但对当下的中国就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