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煤化工》杂志上的一篇题为《气改煤,改不改?怎么改?》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文章的主题是,政府决定自7月10日起,进行新世纪以来的第三次较大的天然气价格提价,全国平均门站价格由每立方米1.69元提高到每立方米1.95元。这样一来,“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化工企业再次面临生死抉择”。因为,“在与天然气为原料化工企业中,天然气成本超过了总成本的一半。因此,天然气涨价对气头化工企业来说等于直接割肉”,“气改煤似乎成为了气头化工企业的唯一选择”……文章中,记者透露:“据2011年的统计,国内已经完成、正在实施和规划的大型煤改气项目达15个,总投资额达340亿元”,“到目前为止,全国尚无一列大型气改煤成功的范例。”
在全球减排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大范围雾霾治理压力剧增和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气化工行业在原料成本上涨的逼迫下集体由气转煤,与世界大趋势逆向而行,这个现象值得深入探究。
前不久,BP公司发布了世界能源统计年鉴。该年鉴表明,2013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仅增长了1.8%,远低于过去10年2.6%的平均增速。全球能源消费的净增长再度全部来自新兴经济体,仅中国和印度就贡献了近90%的全球能源消费净增量。而美国去年高达2.8%的降幅,成为以量计算能源消费降幅最大的国家,在美国巨大降幅的带动下,经合组织国家的一次能源消费下降了1.2%。
年鉴显示,2013年,石油消费增幅持续了连续13年下降的趋势,增幅仅为0.9%。而天然气消费增长了2.2%,尽管低于2.7%的历史平均水平,仍延续了持续的增长势头。就天然气总量而言,美国的消费量增幅大,中国、日本随后分别居增幅的2、3位。经合组织国家天然气消费增幅自2000年以来首次超过了非经合组织国家。与此同时,去年天然气全球贸易却是相当疲软,增长仅为0.1%。
年鉴还显示,煤炭消费虽然远低于4.4%过去10年的平均增长水平,但仍有2.5%的增幅。全球煤炭消费的净增量仍全部来自中国,增幅高达6.1%,中国的煤炭消费量首次超了全球消费总量的一半。总体而言,除中国以外区域的煤炭消费增量都在减缓。
这说明,除中国外,全球能源消费地的天然气产量在增长,而煤炭价格下降。中国增加的煤炭贸易填补了国际天然气贸易减缓的空间。
BP能源统计年鉴还清楚表明了碳排放与煤炭用量的正比关系。2012年碳排量的最大增长毫无疑问来自中国(增5.48亿吨)和印度(增1.22亿吨);日本因为需要应对核能缺口增加了煤炭的使用因此造成了排放大幅度增加了0.92亿吨。去年美国大幅度减少了煤炭的使用,因此美国的碳排放量降幅居全球之首,减速超过欧盟。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在所有的部门都增加了天然气的使用,从而实现了减排1.6亿吨,而欧盟则减少了气电而增加了煤电,结果是增排了0.21亿吨。
一般而言,不论是发电还是化工产业,以气代煤的减排效果最为显著,而价格在替代的过程中有着强烈的催化作用。美国低气价催生了气对煤的替代,减少了用煤从而推低了煤价。而中国印度欧盟都由于高气价低煤价而增加了煤炭的使用。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价格催化能轻易地跨越国界。
煤炭是高碳能源。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不论何种应用,减少碳排放始终是个最大的挑战,传统煤化工没有解决,现代煤化工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而能源向低碳转型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从大趋势上讲,我以为任何高碳的解决方案至多只能是个过渡的选择,或是技术的或是价格的原因出现的暂时逆转,改变不了低碳发展的大方向。
中国消费了全球一半的煤炭,煤化工也是世界的领先者,在煤制气、煤制油等现代煤化工实际应用领域更可以说是一枝独秀。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可以充分利用资源是优势,但超过世界排放总量30%的第一排放国且排放近70%的全球排放增量就是劣势。这个劣势一定将给我们造成越来越大的来自国内国际的双重压力,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美国页岩气革命以来,全球石油天然气的供给出现了明显的宽松的迹象,这是过去20多年从未有过的现象。毫无疑问,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并不优越。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许多产品必须大量出口,我们自己的消费能力不足以维持中国经济持续的发展。全球贸易是我们必须依赖的发展平台。不可想象,一方面我们追求开放的全球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又在观念上把自己封闭在不佳的能源资源禀赋里。能源安全除了可获得性、可支付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可持续性。高碳能源是不可持续的,主要是环境难以长期承受,环境污染首先受害的是本国的人民。
应当看到,目前煤炭的“低成本”不是完全成本。特别是环境污染后所需治理和补偿的种种外部成本并没有反映在任何一方的账面成本上。但谁都知道,这些巨大的成本将来总是要支付的。眼下中国煤化工大有一拥而上的强烈冲动。不论什么理由,我希望在规划项目审批项目时,必须把“外部成本”也要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