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要闻
煤化工
煤炭10年好戏戛然而止，送走了煤老板，迎来了煤化工。产业更替背后，一场逆境突围的“煤变”反击战正在鄂尔多上演。
丢掉了100元一包的“鄂尔多斯”，李师傅把抽了10多年的香烟换成了10元的白沙。
在煤炭生意好的时候，坐拥全国1/6煤炭储量的鄂尔多斯，几乎每天造就一个千万富翁。从事多年煤炭生意的李师傅说，2002年至2011年的10年间，煤炭经济以80%的GDP占比，一直是鄂尔多斯市当之无愧的支柱产业。
2011年，煤炭形势急转直下，库存高企成为煤炭产能过剩的真实写照。素有煤炭市场风向标之称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如今已再次进入“5”时代。从接近1000元/吨到跌破600元/吨，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以高台跳水的方式宣告煤炭黄金10年结束。
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的准格尔旗是鄂尔多斯市煤矿最集中的旗县，也是全国最大的产煤旗县，其旗政府在薛家湾镇，大大小小的运煤车曾络绎不绝地穿梭于此。“以前这里经常堵车，一般3个小时的车程可能延长至4个多小时。”一位当地人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
而今，运煤长龙已消失不见。随着煤炭价格降至谷底，鄂尔多斯遭遇近半数煤炭企业亏损、两成煤矿停产的重大危机。今年前4个月，鄂尔多斯市销售煤炭18073万吨，同比减少1701万吨，降幅为8.6%。全市煤炭综合平均价格为292元/吨，同比减少52元/吨，降幅为15.1%。
转行离开还是转型求生？许多原本以煤炭生产、经营为主的企业主必须做出艰难抉择，作为鄂尔多斯当地规模最大的煤炭集团——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伊泰)的董事长，张双旺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张双旺的大赌注
伊泰的“煤变”始于2002年一场1800万元的赌局。
下注的人是张双旺。这位伊泰掌门人出生在准格尔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从5万元起步创建公司到如今公司总资产超过50亿元，张双旺将伊泰一举打造成为中国煤炭行业最具竞争力的百强上市B股企业。
2002年，虽然当时的煤炭生意还不错，但伊泰一直依靠的是煤炭主业这一条腿，而两条腿走路才更稳。于是，张双旺做出了一个几乎让所有人吃惊的决定——进军煤化工业。就在公司上上下下还沉浸在卖煤炭的好日子里的时候，张双旺拿出1800万元砸到了煤制油项目的研发中，这几乎是公司多年积攒下来的全部身家。
“那一年，我们与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共同开发煤基合成油浆态床技术，打算进军煤制油高新技术领域。由于对方研发资金出现较大缺口，为了下决心参与煤化工行业，我们投了这笔钱。”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尚利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表示，“当时公司收入并不高，每年的利润才200万~300万元，但这个技术属于国家863科技项目，也是中科院的重大科技项目。我们看好煤炭深加工这个行业，愿意赌一把。”
张双旺的直觉很准。煤炭黄金10年结束，成为最好的证明。
“今年对煤矿影响确实比较大，虽然我们的煤矿开采成本比较低，但煤炭销售价格也降了不少。我们的煤制油项目盈利水平还是可以的。”刘尚利坦言。
伊泰一期年产16万吨间接液化煤制油示范项目位于准格尔旗的大路煤化工基地。2009年3月20日，国内通过间接液化煤制油制取的第一桶油在伊泰诞生。随后的2011年，该项目有效运行328天，生产油品15.2万吨。这套煤间接液化的示范装置伊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也是张双旺用赌注换来的结果。
张双旺赌对了煤化工棋局的第一步，但接下来的困难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对于伊泰而言，当务之急是拿到二期年产200万吨的间接煤制油项目的路条，相较于一期每年16万吨的产能，规模的扩大会让公司的盈利能力大幅提高。今年3月份以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国家发改委)集中发放了13个新型煤化工项目(8个煤制气、4个煤制烯烃、1个煤制油项目)路条。但其中唯一一个获得路条的煤制油项目却不是伊泰申报的二期项目。
一期项目很成功，但二期项目却拿不到路条。谈及此事，刘尚利显得有些忿忿不平：“最开始我们申报的项目是和当地3个煤制气项目捆绑到一起，以‘3+1’的形式打包通过鄂尔多斯市政府向国家进行申报。如今，那3个煤制气项目都拿到了路条，我们只能再次自行申报。”
不难发现，包括3个煤制气项目在内最终拿到路条项目的背后，都有国企的影子。目前，国家已经批复的间接煤制油项目有两个：一个是神华集团年产400万吨的项目，一个是潞安集团年产150万吨的项目。两大国企竞争对手的不断发展让伊泰如坐针毡。
在充分总结教训后，变换思路的张双旺学聪明了，他开始和当地国企内蒙古地矿集团合作进行项目再次申报，并且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新疆伊犁和乌鲁木齐多点撒网，都规划了煤制油或煤化工项目，但这些项目什么时候能获得路条仍是未知数。
如今，已经年逾70岁的张双旺，不忍看到自己输掉最后的赌局，不知疲倦的他依旧为路条奔波忙碌着。
崔连国的杀手锏
与伊泰的郁闷形成鲜明对比，同在大路煤化工基地，与伊泰仅一条马路之隔的久泰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下称久泰)二期年产180万吨的甲醇深加工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施工。
伊泰的项目需要国家发改委审批，而久泰的项目仅需要内蒙古自治区审批即可。同样的二期工程，不同的审批程序，让道路两旁的场面形成强烈反差。
久泰创建于2002年，是一家以煤化工产品为主的大型民营股份制企业，主要从事甲醇、二甲醚及其下游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以陶瓷化工起家的崔连国，如今名片上的身份已换成久泰能源董事长，正是依靠他的不断努力，才将久泰从一个只做甲醇的小作坊式企业打造成如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新加坡主板上市企业。
据了解，久泰坐落在大路煤化工基地的一期年产100万吨甲醇项目——目前世界上煤基甲醇单套规模最大的装置，正是崔连国一手打造的。在这个厂区里走上一圈，没一个多小时根本走不完。
在离施工项目不远处的久泰大门口，王师傅拿着刚到手的6000元工资正准备前往银行给家里寄点生活费。“今年厂子效益还不错，甲醇基本都销售出去了，我们的工资也涨了点。”他高兴地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
如今，传统煤化工尤其是甲醇的产能已经过剩较为严重，对于专心做传统煤化工生产甲醇的久泰，其效益究竟来自哪里？
“我们公司主要依靠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不用再将煤拉到外地发电，而是直接就地转化为甲醇、二甲醚等产品。煤炭形势好坏对我们基本没有太大影响，因为煤炭形势好的时候，甲醇产品价格也随之升高。煤炭价格低的时候，虽然甲醇价格也会随之降低，但是生产成本降低了，所以甲醇卖出去是不成问题的，每吨甲醇的利润波动也不是很大。”久泰公司总经理助理孔庆伟向《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解释。
据孔庆伟介绍，虽然去年整个行业都不景气，但久泰依然满负荷生产，年产甲醇100万吨，年纯收入达到2.7亿元，每天有约200万元进账。
在煤化工领域，产能规模越大、生产成本越低。久泰深谙这一游戏规则，一期年产100万吨甲醇的项目让久泰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的一位员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公司的甲醇产能为年产20万吨，有员工500多人。久泰的甲醇产能为年产100万吨，员工人数为1000多人。两家公司的产能规模相差5倍，但人力成本支出仅差一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久泰的效益比其他小型煤化工企业的效益要好。
“煤化工行业以后都是大规模企业的天下，小企业只有等死的份。”这位员工甚至有跨行业找一份其他工作的冲动，在他看来，呆在煤化工小企业毫无前途可言。
“小的煤化工企业产能较低，在煤炭形势不好的时候肯定会亏损或倒闭。”孔庆伟对这位员工的观点表示赞同。比如，一个年产能60万吨的企业与一个年产能100万吨的企业相比，多出的40万吨产能可以使每吨甲醇的生产成本降低300元。
甲醇产能过剩现状仍在升温，虽然国家不再审批新建产能，但扩产改建的产能依然屡见不鲜。久泰依靠规模效应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终究解决不了一世的问题。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崔连国在辗转反侧数夜后，终于祭出了从传统煤化工向新型煤化工转变的杀手锏——煤制烯烃。
2012年3月23日上午，大路煤化工基地鞭炮齐鸣、彩烟袅绕。久泰投资82.8亿元打造的年产60万吨烯烃项目(即二期年产180万吨的甲醇深加工项目)举行开工庆典，这也是鄂尔多斯市第一家开工建设的烯烃项目。此举被业内解读为久泰战略转型的关键一步。在崔连国看来，该项目符合自治区煤炭就地深加工转化为高端化工产品的产业政策，预计2014年竣工投产，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76亿元、利税20亿元。
一位专家给记者算了笔账，每1.66吨煤可以生产1吨甲醇，每吨甲醇的价格为2300元；但如果生产二甲醚，每吨的价格至少在4000元；加工成烯烃每吨价格则是10000元。
煤炭深加工潜力巨大，除了扩大规模、加大科技投入、延伸产业链之外，久泰也看到了国内烯烃市场的庞大需求。
“目前国内烯烃对外依存度达到了60%。”孔庆伟表示，“烯烃再延伸往下游发展，还可以做布料、瓶子等产品，能够提高产业价值。在烯烃项目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做回甲醇，通过延长产业链提高抵抗风险能力，使利益最大化。”
看到市场这块大蛋糕，难免谁都想要分一杯羹。无独有偶，财大气粗的神华集团也来凑热闹，并早于久泰一步布局成功。
2010年，一向出手阔绰的神华斥170亿元巨资打造的全球最大煤制烯烃项目在内蒙古包头投产。对于神华来说，高投入带来了高回报。2012年上半年，神华包头煤制烯烃项目实现销售收入31亿元、利润6亿元，成为中国5个现代煤化工示范工程中第一个商业化运营并取得较好效益的项目。
在强大的对手面前，“后来者”崔连国可谓压力巨大。但这场煤制烯烃的马拉松长跑才刚刚开始，究竟鹿死谁手，后来者又能否居上？等到久泰煤制烯烃项目运营投产时，市场自然会给出答案。
大路试错建园
能够吸引伊泰、久泰等大企业入驻园区，大路煤化工基地的发展注定备受关注，络绎不绝的考察参观团队成为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
“去大路，大路的。”在薛家湾镇准格尔广场，一位出租司机觉察出记者此行的目的地，拼命向记者挥手示意。“现在哪还有去煤矿的人，都是去大路煤化工基地的人。”汽车在宽敞洁净的道路上疾驰，在与司机热情的交谈中，记者来到了本次行程的目的地——大路煤化工基地。
大路煤化工基地位于大路工业园内，地处准格尔旗东北部，与薛家湾镇仅20多分钟车程之隔。煤化工生产厂错落有致地排列，整齐的道路两旁树木郁郁葱葱，新批项目正如火如荼地施工兴建，映入眼帘的园区场景不断冲击和洗刷着记者脑海中原本想象的画面——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
在常规印象里，凡是和化工沾边的地方都多少会有些凌乱，更何况前面还加了个“煤”字。大路煤化工基地也曾有过乌烟瘴气的时候，不过得追溯到园区对煤化工建设进行探索的初级阶段。
相对于伊泰、久泰的“煤变”，大路煤化工基地的“煤变”可谓一波三折。
“过去哪知道什么是煤化工，就知道用煤炭烧火，谁知道还能把它变成其他东西。”一位不愿具名的参与园区规划建设的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
当时，时任准格尔旗旗委书记经常和各大设计院、专家交流沟通，并以旗政府的名义聘请了一些专家为顾问，每年请专家前来调研并举办论坛。没过多久，前来调研的专家认为当地发展煤化工有优势。从地理位置看，大路工业园地处库布其沙漠尾端，人口稀少，距离最近的蒙泰不连沟煤矿仅4公里，原料煤可直接用皮带输入园区。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具备发展煤化工必备的关键要素——水资源，东临黄河，南依孔兑沟。
这就相当于指明了，如果直接卖麦子，能挣多少钱；变成白面，能多挣多少钱；再蒸成馒头，又能多挣多少钱。在专家眼里，在延长产业链的过程中，效益也在随之扩大，当地发展煤化工就是这个道理。与专家接触久了，旗委书记渐渐被“洗脑”了。“为了把麦子变成馒头，我们发展煤化工共经历过三次探索。”这位负责人表示。
第一次尝试的是煤炼焦油、焦炭的探索。由于这些项目属于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导致山沟里密密麻麻全是小炼焦炉，周围乌烟瘴气。没多久，这次探索就以政府买单，关停所有污染项目而告终。“当时对煤化工并不了解，只是想通过延长产业链做一些产品深加工。”这位负责人解释，把这种说法看作第一次失败的借口，显然当时决策略显草率，
2004年正值煤炭黄金10年的起步阶段。当时每吨煤产出的利润才20元左右，但运到天津等港口城市，光运费就能赚几百元，运输环节的利润比卖煤的利润还高。眼睁睁看着这块大蛋糕让别人拿走了，旗委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要把煤尽量留在当地进行转化利用，于是有了煤发电的二次探索。2005年，大路工业园一年向上报了13个电厂，既然卖煤不赚钱，那就利用卖电挣钱。
二次探索可谓时运不济。没多久，全国开始彻查违规电厂。“我们大规模申报电厂项目时，正值全国彻查违规电厂风潮。内蒙古自治区几家违规电厂因此遭遇不幸，幸存的几家企业也很快倒闭了。”让煤从空中走的愿望基本宣告落空，这位负责人回忆。
虽然电厂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但专家给算了一笔账，该地区卖煤变成卖电，利润能翻4倍；如果变成煤化工，利润能变成10倍。在总结了前两次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后，2004年，准格尔旗在全面分析国内外能源形势和发展方向之后，做出了开发建设大路煤化工基地的战略决策。
正是这笔经济账让大路工业园看到了未来发展的希望。如果说2004年是因为煤炭形势不算太好而转型做煤化工，那么在2007年~2008年煤炭形势最火爆的时候，从大路工业园依然坚守煤化工就能看出其想通过煤化工这场“煤变”大戏，牺牲短期利益而换取长期利益的决心和信念。
但这条“煤变”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2009年，煤化工项目被国家紧急叫停。当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中，将煤化工列为产能过剩行业，指出煤制油示范工程正处于试生产阶段，煤制烯烃等示范工程尚处于建设或前期工作阶段。该文件明确提出，要严格执行煤化工产业政策，遏制传统煤化工盲目发展，今后3年停止审批单纯扩大产能的焦炭、电石项目；稳步开展现代煤化工示范工程建设，今后3年原则上不再安排新的现代煤化工试点项目。
国家层面的谨慎几乎给了大路工业园致命一击。“煤炭行业好的时候，园区煤化工产业发展却遇到发展瓶颈，几近搁浅。这主要是当时国家担心技术不成熟，审批的项目十分少。”这位负责人对此有些无奈。
从那时起甚至直到现在，在煤化工领域一直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表示支持，认为应鼓励发展煤化工业；另一种观点认为，中西部地区做煤化工不适宜，存在技术不成熟、投资风险大以及高耗能、高耗水造成环境污染等问题。
显然，反对声音占据了上风。持反对意见者，大部分是来自国家研究机构的专家。在这位负责人看来，煤炭行业在国家层面上的话语权并不多，几乎没有煤老板能进入国家决策层，而且煤化工领域的一些专家只是半路出家，还多半来自石油化工领域，这些因素叠加导致煤化工企业的话语权处于下风。
国家连续几年出台限制煤化工发展的政策，让园区的发展雪上加霜，而放弃意味着失败。“这几年，我们做了很多前期工作，即使不给我们批项目，好多企业一直都在园区坚持做前期科研勘探等多方面工作。”这位负责人表示。
2010年，事情迎来转机，一些新兴煤化工项目得到国家审批。这一年也被业内称为中国新型煤化工的示范年，不少前期规划的大项目在大路煤化工基地落地生根。“之前的付出有了回报，正是我们多年坚持的结果。”这位负责人的语气里至今依然有些喜出望外。
如今，这座规划建设面积为170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已日趋完善，其中的煤化工基地也在为“十二五”末煤化工产品超过1000万吨的目标而努力着。
鄂市煤化工反击
大路工业园的“煤变”只是鄂尔多斯市转型规划的一个缩影。
一份鄂尔多斯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提供给记者的资料显示，按照内蒙古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鄂尔多斯市正积极探索煤炭业升级方向，着力打造新型煤化工生产示范基地和清洁能源输出基地。目前，鄂尔多斯市已建成大路煤化工基地、上海庙经济开发区等5个新型煤化工园区，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等新型煤化工产业已形成产能502万吨。
从当前的示范工程看，分布在鄂尔多斯的煤化工项目是全国各市级地区中规模最大的项目，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等五类示范工程均有分布。
一张新型煤化工蓝图已经跃然纸上：预计到2017年，鄂尔多斯市新型煤化工总产能将超过2000万吨，其中煤制甲醇700万吨、甲醇转烯烃500万吨、煤制油500万吨、煤制乙二醇100万吨和煤制气240亿立方米。
但这样的发展规划却引来了不少专家学者的担心。从资源与技术角度看，在中国发展煤化工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首先，中国水资源相对缺乏，而耗水量大是煤化工的一大特点，鄂尔多斯虽然煤资源丰富，但水资源相对短缺。
“现在每生产1吨煤制油要耗水12吨。”刘尚利坦言，煤化工企业正常运行要保证每小时上千吨新鲜水的供应。
一位当地煤化工专家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表示，现在企业要搞煤化工，一个项目动辄就需要几千万吨的用水量。很多企业都采取跨地区水权置换的办法，目前1吨水的水权转换费为15元。当然，这需要企业自掏腰包。
除了水资源是鄂尔多斯发展煤化工的一个瓶颈，环境承载能力也成为专家担心的方向。“现在看不到污染是因为园区入驻的企业还不多，已建成投产的项目也很少，大多项目还处于在建和待建阶段。污染是一个日积月累的问题，以后园区企业全都入驻，规划项目全部投产后，当地是否会面临污染超过当地环境承载能力的问题？”一位鄂尔多斯当地居民质疑。
发展煤化工产业势必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在环境问题日益受重视的今天，如何研发新工艺和技术，减少煤化工产业的环境污染也成为一个重大课题。
对此，上述不愿具名的负责人表示，当地规划的项目如果饱和了，就不应该再上新项目。要根据环境容量做减法，尽可能地按产业链走，多进行转化。
煤化工“十二五”规划推迟至今仍没出台，主要原因是国家发展煤化工项目目前还处于示范阶段，未来对煤化工是放开还是有所限制，这个基调还没有拿捏好。
“虽然规划推迟，但国家针对各省份具体如何发展煤化工的规划已分别下发到主要产煤大省。其中，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等项目重点放在了内蒙古自治区。相较于其他地区，鄂尔多斯的煤炭供给能力、原料煤炭价格以及环境承载能力等综合因素均占优势，唯一不足的缺水，这亦是全国重点示范地区的共性问题。”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信息员、资深煤炭市场专家李朝林对鄂尔多斯发展新型煤化工表示看好。
缺油、少气、富煤的国情，决定了发展煤化工特别是新型煤化工将成为最好的选择。业内专家表示，选准煤化工战略方向是重中之重。总体来看，煤化工企业走煤基产业链的路子没错，有两条具体发展路径可供选择：一条是瞄准能源大市场、生产大产品发展路径，根据中国贫油、少气的能源特点，着力开发生产煤制油和煤制气等，以大市场带动产业大发展；另一条是新型煤化工即精细化工的发展路径，依靠科技创新，生产煤化工的稀缺产品和高端产品。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规划》、《煤炭深加工产业发展政策》等纲领性文件，给煤化工产业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包括内蒙古、新疆等11个省区的15个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纳入规划之列，加上此前上报的新型煤化工项目将扩容至20个。此外，各地上报到国家发改委的煤化工项目多达104个。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状是，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传统煤化工产能过剩已达30%。新型煤化工是否会重蹈传统煤化工产能过剩的覆辙？在煤化工产业“二次跃进”的当下，如何在资源与环境中平衡，又如何在规划与发展中调控？这都成为鄂尔多斯“煤变”的当务之急。
